罗广斌简介

因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重庆“11.27”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所感召。

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也是他的悲剧人生的开始。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曾与刘德彬、杨益言合写《在烈火中永生》等小说。1958-1961年与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先后发行350万册，并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时年42岁。

罗广斌出生在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是川东忠县的贫农兼木匠，父亲十九岁中秀才，科举制度废除后，被保送进入成都东洋学堂。罗广斌出世时，父亲在川大法学院任训导，毕业于法政学校的母亲，在高等法院工作，父母均系国民党员。大哥罗广文早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第七编司令，统率17万大军，负有国民党西南防务重责。罗家声势显赫，田产富庶，在洪雅县每年收入过千石，成都收入约百石，另有房产三处。罗广斌从小生活在非常优裕的环境中，被家人溺爱，未尝过生活的愁苦滋味。

1939年2月，为躲避空袭，罗广斌随父母暂时迁居到洪雅县城，就读于洪雅县中学。他喜欢文学，爱读欧洲古典小说，少年早熟。1940年，读初中四期的罗广斌与同学牟学莲产生恋情，罗广斌异常执着，这时他还不满15岁。他被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在《秋天里的春天》中描述的纯洁爱情打动，渴求真挚的情感。单纯的罗广斌认为家人非常爱他，一定会理解他，但家人知道他与家道中落的商人女儿的恋爱关系后，坚决反对，原因不是因为他早恋，影响学业和成长，也不是嫌牟学莲的人品才貌，唯一的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家的子弟，不能作商人的女婿，就是我们不管别人也要说闲话，骂我们家教不严”。

这个保守的封建家庭对追求自由的罗广斌非常严厉、专制。为切断罗广斌与牟学莲的关系，父亲中断罗广斌在洪雅的学业，将他带回成都，并对他的一切行动进行严密监视。从1940年到1943年，罗广斌在家里度过了三年囚徒式的封闭生活，三年的禁锢并未锁住他对生活的热情，对自由的向往，却加深了他对家庭的不满，对腐朽的愤恨。罗广斌逐渐看清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毒恶，看清封建势力对年青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恋爱遇到的巨大阻力触动了罗广斌性格中的叛逆因子，他渴望挣脱樊篱。为追求自由与平等，他与家庭抗争，甚至与父亲打了一架。

正当罗广斌与家庭的矛盾激化，但又苦于无法找到重获自由的出路，而陷入痛苦时，他遇到了同乡马识途（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同情他的遭遇，支持他的反抗精神，并真诚地告诉他：“恋爱是年青人的权利”。在马识途的帮助下，罗广斌对个人恋爱与家庭情感的矛盾冲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认识到为追求个性解放，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只有一条路：离开令人窒息的家庭，呼吸新鲜的空气，寻找新的人生坐标。

1948年9月10日，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关于他被捕的原因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被冉益智出卖的，罗广斌脱险前一直持这种观点，因他在受审时，叛徒冉益智（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劝降罗广斌，并提及他的入党自传是用绿色稿签写的，有十几页，罗广斌联想到自传清楚地写明马识途是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因此认为是敌人借用马识途的名义诱捕自己，判定被捕是因冉益智出卖同志造成。一种说法是罗广斌的母亲不谨慎，把他回家的消息告诉查户口的人，并央求保护，被特务侦察到，第二天就被捕了。一种说法是罗广斌的哥哥知道他回家，怕他闹事闯祸，因而让特务头子徐远举把他抓起来加以管教，但提出要求：必须确保罗广斌的生命安全。造成罗广斌被捕的原因确切地讲，首先出卖他的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敌人通过叛徒之口得知罗广斌的身份，但对其下落不清楚；随后，罗广文向徐远举提供弟弟罗广斌的行踪，导致罗广斌被捕。

1948年3月1日，罗广斌赴秀山前，重庆地下党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由刘国志、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入党，候补期9个月，其工作关系属于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领导的学运系统，刘国志曾将罗广斌的入党自传交给冉益智。按地下党组织的纪律，领导成员对各自领导的组织和人员的具体情况，一般是互不通报的。但市委书记刘国定心多手长，他从冉益智那里看到罗广斌的自传，知道罗广斌入党之事。

徐远举将罗广斌参加革命的详情告知罗广文，并向其保证不伤害罗广斌的性命。罗广文怕弟弟闹事闯大祸，明确表态，同意徐远举派人逮捕罗广斌，帮助家人管教他，并告诉徐远举：家庭对弟弟太溺爱，他非常调皮，到处乱跑，家里对他已无可奈何，他已回家，住在成都家中。徐远举得到罗广斌在成都的消息后，立即派重庆绥靖公署侦讯科科长左志良于1948年9月5日由渝乘飞机至蓉。左志良抵蓉后，经过几天的侦察和周密安排，决定于1948年9月10日开始逮捕罗广斌的行动。

《重庆晚报》载文介绍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摒弃文革的极左思潮，我们从罗广斌这席话中似乎又依稀看到了当年参加地下斗争时那个热血青年的风采。只可惜，这次的献身决心从开始就走错了路，这是令我们为之无限惋惜的地方。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

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

1967年2月10日就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说，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罗广斌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广斌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广斌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