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能投天然气管道公司-党史

出生于湖南永州

中国共产党

主要创始人之一

早期领导人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8人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担任主编。

         通过《共产党》月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紧紧联系在一起，将一批真正具有马列主义思想的广大青年聚集起来。1920年12月，陈独秀赴任广东省教育委

员会委员长。从1921年2月到党的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主持全面工作，担负了党的一大的筹备和召集工作。  

         开会前夕，李达为选择会场伤透脑筋，经妻子王会悟提议，会址最终设在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参会代表的住宿，则安排在离李公馆不远的博文女校。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出席会议的湖南人有李达、毛泽东、何叔衡和周佛海。会议期间，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介绍了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并和张国焘、董必武共同起草了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31日，由于会议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经王会 悟安排，代表们

悄悄转移至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决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由陈独秀任书记，李达被选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看“新青年”如何掀起新思潮

         如雪花般漫天飘洒的纸片上，印着《北京市民宣言》，呼吁政府“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彼时，国人仍沉浸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愤怒之中。

         当晚抛撒传单的主力、《北京市民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

          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三年，陈独秀主导出版了多卷《新青年》杂志，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促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是他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箭杆胡同20号院

         出故宫东华门

，拐上北池子大街

，绕进北池子头条

，再向北多行几步

，一条箭杆胡同出

现在眼前。

        胡同底部的20

北大红楼

         1918年9月，一座新楼在北京沙滩汉花园拔地而起，这座颇具民国特色的五层建筑，因外观砖瓦呈红色，被人们称为“红楼”，这里曾是北京大学第一院，也是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

         红楼竣工时，陈独秀已经在北大文科学长任上一年零八个月了。陈独秀把 《新

是采写稿件，都像孤军奋战。“来了北京以后，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来，《新青年》刊登的文章变得非常有力度。”

         这一时期，《新青年》迅速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逐步形成了读者群，进而形成一个特有的新青年群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其中又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为主要代表。

箭杆胡同20号院

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实现了“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 ）”的结合。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北大聚集，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其实蔡元培和陈独秀早年间就有交往，两个人都在上海一起试验炸药，热衷于暗杀活动，算是曾经的战友，再加上当时陈独秀已经通过《新青年》打响了名气，所以蔡元培一想到要改革北大、一听到陈独秀的名字，就决定聘用他，不惜亲自去请，有刘备三顾茅庐的古风。”陈翔介绍。

         到任后，陈独秀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教育方针的改革。《新青年》创刊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认为教育应该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 的而非幻想的；

北大红楼

         陈独秀一生曾五度入狱，其中一次颇具传奇色彩——1919年6月11日，他在天桥新世界游艺场（现已拆除）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场被捕。

天桥新世界游艺场

北大红楼

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独秀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应该以“研究学理”为主，为此他提出三项办法，即注重外国语、除讲义、多购参考书。  

         二是关于教学的改革。陈独秀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等。

         陈独秀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也让北大形成了良好而活跃的学术氛围，这促成了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兴起，并因此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

天桥新世界游艺场

         当时，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遭遇失败，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将转交给日本，陈独秀对此非常悲愤。他意识到，依靠列强去树立公理、战胜不公道是不可能的，必须靠人民、靠政府、靠强力去拥护公理。所以，他和李大钊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喊出了‘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口号，并由胡适翻译成了英文。

         随后，陈独秀去往城南的新世界游艺场，登上楼顶，将传单向下抛撒。

         负责逮捕陈独秀的侦缉队在向上递交的材料里写道，当晚，陈独秀“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即由文牍兼探员秦树勋、李文华跟踪侦伺。至约十时，该人潜往该商场五层楼之西南方黑暗处……手持传单，正欲往下扔撒……”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那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

天桥新世界游艺场

         之后，经过各界的营救，在狱中困顿近100天的陈独秀出狱。他依然我行我素，到全国各地演讲，由于谈及要改变私有制，遭到北洋政府公开拘捕。李大钊和胡适知道消息后，就在北京车站等着返程的陈独秀，立马把他转移到朋友家里，过了几天，李大钊又护送陈独秀去上海工作。

         抵达上海后，陈独秀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同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欧旅日等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传播。

         城北河沿西侧的箭杆胡同9号（现箭杆胡同20号），1917年初，陈独秀携《新青年》来京，他的编辑部和寓所就安置在此，直到三年后离京赴沪。

天桥新世界游艺场

      陈独秀早年受康梁维新派影响，一度主张改良主义，后来赴日留学，苦读西学译著，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参加拒俄运动，继而参与主编《国民日日报》，创办《安徽俗话报》，倡言“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追溯中国衰亡之源，他认为，国民性太差，应当改变一切恶化国民性的思想、观念、制度和习俗。

      1904-1905年，陈独秀加入爱国学会的暗杀团，与蔡元培共事。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顾问、秘书长，推动共和维新。讨袁革命失败后，他在流亡中，依然坚持革命信念，寻找救亡出路，同时钻研文字学、著书立说。

      1914年夏，陈独秀与章士钊合办《甲寅》杂志，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奇文，向传统思想挑战。一年以后，《新青年 》高扬科学与民主大旗，陈独秀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 倡导者、近代中国启

天桥新世界游艺场

蒙运动的精神领袖。  

         可以说，陈独

         向警予早期抱定“教育救国”的理念，她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溆浦创立了溆浦女校，并担任校长。她给学生讲述国家大事，宣传爱国主张，号召大家发愤图强，将来为苦难同胞服务。这一时期，向警予的思想还未完全成熟。她在写给哥嫂的信中提到：“事业一层，不必太求急进。平常人之所视为荣辱得失者，自吾辈视之真不值得一 笑。吾辈当求真心得，

做真事业……”虽然“真事业”的面目还比较模糊，但她已把自己的事业同祖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9年，向警予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思想逐渐倾向于革命。同年，她与蔡和森、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人。在当年12月7日欢送第八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上她演讲道：“吾人之求学，宜抱供献于人群之宗旨，以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亦吾人应注意也。”带着“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的初衷，同年底向警予亦赴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会上她演讲道：“吾人之求学，宜抱供献于人群之宗旨，以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亦吾人应注 意也。”带着“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的初衷，同年底向警予亦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

期间，她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文，几个月后便能读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1920年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表达了献身革命的情怀：“总要不辱你老这块肉与这滴血，而且这块肉这滴血还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正是在法国期间，向警予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1922年初，向警予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从此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中。

         向警予很早就有强烈的女权意识。1911年，16岁的向警予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蒋胜眉（丁玲之母）等七名女同学结拜，结拜时有如此誓词：“姊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

         在担任溆浦女校校长期间，她编写的校歌有这样的词句：“现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淘汰，触目惊心！愿同学作好准备，为我女界呵，大放光明。”动员大家振作精神，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起来革命，为女界争取光明的前途。

         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向警予更是走在时代前列新女性的代表。1918年底，驻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上了向警予,

派人到向家提亲。向警予不慕封建军阀的权势，不畏封建礼教的束缚，在个人婚姻问题上显示了顽强和独立之精神。她亲自来到周家，当面拒绝了周则范的求婚。后来在赴法旅途中，向警予与蔡和森在共同探讨对改造中国认识的过程中，确定了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也确定了志同道合的伴侣。她的婚姻是完全新式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她曾在信中告诉父母:“和森是九儿（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纪的小孩子。”

         1922年初，向警予回国，积极投入到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中。党的二大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创立妇女部，开 展妇女运动。向警予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并

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明确了在妇女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在此期间，她起草了妇女运动的一系列文件和决议，并亲自担任《妇女周报》的主编，在《妇女周报》以及《向导》《前锋》等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培养了大批妇女工作干部。向警予还直接领导了上海丝厂女工联合大罢工和上海南洋烟厂工人大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局面，使女工们的阶级觉悟得到很大提高，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9年三八 妇女节时，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被捕。向警予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在狱中,敌人用尽一切手段也不能从她口中得到党的任何机密。她坚定地表示:“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无上光荣！”由于向警予是工人们敬爱的领袖，在群众中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反动派专门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杀害向警予,想达到“以儆效尤”之目的。在去刑场的路上，她向人们高唱《国际歌》并呼喊口号，敌人慌忙向她嘴里塞石头，并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

         1928年5月1日，向警予被杀害于余记里空坪刑场。就义前她曾留下这样的遗言:“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人迟早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慷慨慨。”

         诗人柳亚子以沉痛的心情，写下诗句寄托哀思:“雄词慷慨湘江向，情话缠绵浙水杨。长痛汉皋埋碧血，难从海国问红妆。” 蔡和森听闻噩耗，悲痛不已，撰文悼念:“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怀抱坚定的信仰，并用激越的精神去践行，至死不渝，这是向警予的真实写照。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我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造真学问储真能力，这不是对国家对两亲对兄弟对自身的惟一光明惟一希望吗？""我为这惟一光明惟一希望而不孝不友之事竟躬犯之，如无所建白，扪心何以自安。"为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这 “惟一光明惟一希望”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是向警予铭刻进生命

的誓言，她也是这么做的。 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这使满怀希望投身革命的董必武感到失望和悲愤。  

         为什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成功？董必武陷入深深的思考。此时，董必武结识了对他的人生产生极其重要影响、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李汉俊。1918年底，李汉俊学成回国后住在上海。那时董必武也在上海，与张国恩共同主持湖北善后公会事宜。李汉俊几乎天天到湖北善后公会与人交谈，热情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拿给董必武他们看。董必武听了李汉俊兴高采烈的讲解，认真阅读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1903年五六月间，董必武参加黄安县、黄州府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同年8月，他在赴武昌参加乡试考举人期间 ，因路过省巡抚衙门，到门口观望了一下，被守卫诬蔑为“窥探官衙”，遭到一顿殴打，愤而弃考回乡。那次被清朝衙役的毒打，使董必武看清了清朝腐败的真面目。

         为了推翻清王朝，1905年春夏间，董必武考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选择了从军的道路。1911年10月13日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董必武的家乡。董必武立刻离开家乡赶赴武汉投入辛亥革命 ，并参加了汉口刘家庙、三道桥战斗。 同年12月，他加入同盟会。但是， 辛亥革命，并参加了汉口刘家庙、三道桥战斗。

董必是第一个提出“初心”概念的人

中共第一个提出“初心”概念的人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生于湖北黄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

         1919年5月18日，董必武和张国恩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称：“现值外交失败，国内和会忽告停顿，致对外益陷穷境，南代表蒸日书面提议八条，本会认为（是）解决时局之惟一方法。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使用“初心”的概念。从表面上看，他的“初心”是维护国家和平，团结起来反对国际强权，最终实现民族独立。然而，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董必武说：“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从本质上看，他的“初心”就是成立共产党。此后不久，他就回到武汉，创办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年后，在他的寓所建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坚守“初心”, 要“联合孙中山”

         在董必武看来，坚守“初心”，就是要像十月革命那样，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军阀政府，建立平等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为此，他最早提出“联合孙中山”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1921年党的一大期间，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负责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主要讨论4个方面的问题：一、目前政治状况；二、党的基本任务；三、党章；四、组织问题。在讨论如何对待其他党派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一些人主张：“对现有其他政党 ，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 ，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 ，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包惠僧、刘仁静等甚至提出：对待孙中山也是如此，因为孙中山也是军阀，对孙中山应同北洋军阀

一样看待，不应有任何妥协，党决不能联合孙中山。

         董必武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明确指出孙中山与军阀不同，孙中山虽然总是做军事将领的工作，但孙中山不是军阀。他认为，“中国人民为了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下求得彻底的解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孙中山就是他们中间一个最卓越的代表人物。”我们在行动上应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联合，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就是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的共同敌人，为了打倒当前这个共同敌人，无产阶级应竭尽全力联合其他革命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实行合作，以便加强自己，扩大革命活动，并利于今后的斗争；因此，对其他革命党派一面在思想上进行批判，一面在行动上实行联合，并不会离开我们党的原则。

         董必武的上述意见在写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作了如下概括：“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

纸s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陈潭秋也支持董必武的意见。但大会通过的决议，采纳了包惠僧、刘仁静等的意见而未采纳董必武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董必武的意见虽然被大会否决，但它无疑是正确的。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一重要文献还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能够提出与其他党派合作的思想，充分说明他的远见卓识。后来的历史证明，联合一切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是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 

                                              董必武强调，坚

                                     守“初心”的核心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但是，坚持群众路线不等于搞群众运

坚守“初心”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动。1954年，在全国上下热衷于搞群众运动，称赞“运动能很快解决问题” 时，董必武指出，运动也“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逐步实现依法治国。过去是搞运动，现在要靠法律”。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再次指出了群众运动的副作用，他说： “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群众运动会“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董必武认为，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他指出：“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能实现的。党领导群众就是为群众出主意，和群众一道去争取群众的利益。” “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 ，群众才不致走错路。党还要组织群众去为群众利益斗争，不应满足群众的自发性，不要尾巴主义，落在群众后面，只是跟着群众跑。党不领导群众，不组织群众，不去为群众办事或变成尾巴主 义，群众是会走

向失败的，这完全不符合群众利益。党必须领导群众，群众也必须有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其利益。”

         董必武多次强调，国民党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倒的，共产党执政了，绝不能沾染国民党的毛病，特别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不使自己走到人民群众的反面去。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曾经在南方局工作过的杨继干曾向邓颖超回忆说：“那时我们伙食费一个月三块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初期 ，董必武在农村的一些亲友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等等请求，被他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后来，他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亲人和亲友，对他们事先进行教育。           

         董必武认为，坚守“初心”，根本上要对党忠诚。早在1915年6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国家的发展“无不由一二先知先觉之士，当位在势，以谋其民族幸福为心，树之典型，播为风气，政府先善，而社会逐渐改良。”也就是先要一个具有大智慧的民族英雄或先进政党，担当起领袖的责任，登高一呼，引为潮流，建设一个为

坚守“初心”，根本上要对党忠诚

         董必武身居高

位，从不自视特殊

，而是严格要求自

己和亲属，注意以

身作则，服从组织

，遵守纪律，不徇

私情。为此，党中

央曾褒奖他——“

你是中国民族解放

、社会解放的老战

士，你是中国共产

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  

人民谋幸福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带领人民推动社会发展。1920年3月，董必武等人创议建立了私立武汉中学。在办学过程中，他提出以“朴诚勇毅”四个字为校训,“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就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后来他在解释“朴诚勇毅”的校训时，在后面增加了“干革命”三个字，说他创办这所学校就是为了干革命。   

就势说: “我常说我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见董良翚不以为然，董老又说：“看不起它？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有用的哟！”　　

         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忠诚于党和党的事业。1975年3月5日，在他九十虚岁生日之时，写下《九十初度》一诗：“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 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 会伐柯。 ”表达了一个共和国元勋，没有半点居功之心，坚持“彻底革心兼革面”的伟人情怀。

见，并请她作了补充。由此，筹建领导小组确定：这是一条单夹弄丝网船，船后带一只拖梢船。  

       当初，党的“一大”会议在白色恐怖中召开，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之后，我

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

前进

       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使四海翻腾，五岳震荡。我们党从这里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

       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红船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处盛虑衰，以共产党人的胸襟和眼界观察世界、判断形势，恪尽职守、脚踏实地，不怕艰难、坚韧不拔，矢志拼搏、艰苦创业，努力谱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篇章。

       我们必须牢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谆谆教诲，继续发扬“红船精神”，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德，真正干出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政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共12人 ，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 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1921年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 、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 ，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 ；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 ；长沙的毛泽东 、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

表 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1】 。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 ，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 ，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 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 ,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 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

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 ，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 被严密监视 。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 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 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 个纲领》 ，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能转为正式党员。党纲还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 ；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 ；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于党的“一大” 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6月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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