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电子刊

“中共一大”会议经费从何而来

值得一说的是，共产国际提供的经济撑持，并不全是现金货币，相当一部分为珠宝、钻石甚至鸦片等贵重物品，这是当年苏俄政府缴获剥削者阶层的财富而取得的成果。1921年6月18日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一项决定，可见这样的记载：“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在接受外援的同时，从没放弃自筹经费的努力，颇谙广开门路的“变通”之道。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运动遭受军阀吴佩孚的镇压，50多名工人被害，300多人受伤，为筹集资金安抚受难者，陈独秀除了努力争取共产国际提供抚恤专项资金，还从“东北王”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的资助。事后，他在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萨法罗夫的信里有感而发：“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

▍转变观念，接受资助  

由于节外生枝半途闯入“不速之客”，会议从上海望志路106号转移至嘉兴南湖召开，那艘遮人耳目的游船，便是李达代表的新婚夫人王会悟租下的。据说王会悟很会“砍价”，仅用4元5角就谈妥了租费，又花了3元钱订了一桌酒菜，将乔装改扮成游客的代表们陆续引到船上。就这样，在碧波荡漾的南湖画舫上，“中共一大”完成了全部议程。

不管怎样，共产国际的“雨露滋润”，对于襁褓里的中国共产党的逐步成长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途跋涉而至的金银宝物，欲变成即刻流通的花花票子，绝非一蹴而就，往往要经过较长的周期，中国共产党早年活动急需的款项通常不能及时到位。陈独秀在1924年9月7日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

“中共一大”之后，从法国巡捕房获释的陈独秀开始真正履行中央书记一职。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递履职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作了如是汇报：“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这本账，小葱拌豆腐，报得一清二楚。

其实，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已经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了。1920年6月，俄共党员维经斯基抵达黄浦江畔，经过一番活动，他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发送的一封密电里说道：“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密电末尾，他还特意强调了汇款地址：“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

尽管有共产国际“埋单”，但会议组织方在经费使用时仍然精打细算，节俭行事。有缘千里来开会，衣食住行关心境。适逢暑假，考虑到安全便利且经济实惠，主办方提前租下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的数间前楼客房，供外地代表住宿，又怕大家不习惯上海夏天闷热气候，还特地添置了几张新芦席以便打地铺。至于一日三餐，则在学校搭伙，惠而不费。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会议经费哪里来？当然，接替维经斯基莅沪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随身携带的“皮夹子”，承担了绝大部分费用，缺额部分则由上海地方党组织募集。按照包惠僧代表的回忆，“约在 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两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的酝酿时间。”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又领到了50元的返程路费。

那么，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是通过怎样的金融渠道到达维经斯基、马林手中的呢? 通常的路径，莫斯科方面先将款项汇至远东银行，再由远东银行汇入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这家苏俄政府开设的远东银行，无疑充当着资金汇划的枢纽站角色。远东银行总部设在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的哈巴罗夫斯克，服务宗旨即“为共产国际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大量收购金锭运往莫斯科，销售在苏俄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为共产国际谍报员保留往来帐户”。1922年，远东银行在中国哈尔滨开设了分行。

革命需要枪杆子、印把子，更需要钱袋子！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大多是赤手空拳的青年后生，无家财继承，无固定职业，无收入来源，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作挣来的钞票，无异于杯水车薪。

原本执拗地认为“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因为一次被上海的法国巡捕抓获关进班房的经历，后来通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费大把银子聘请法国名律师从中斡旋，打通诸多关节，将他连同包惠僧等人获得假释，才使他渐渐改变了对“孔方兄”的态度，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并制定了具体规定与流程。

1949年解放前，钱广惠在清华中学上学，他帮助地下党为解放上海做了一些外围工作。 毕业后，抗美援朝开始了，年轻的钱广惠本来已经报名，打算奔赴前线，可恰逢闸北区人民政府需要年轻干部，就把他留了下来。从此，他的生命便和上海的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

热血老人 生命像一首激昂的诗

在国家草创期，百废待兴，钱广惠从艰难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例如，在闸北区劳动局时，钱广惠就承担了基层的经济工作。“解放初，蒋介石派飞机轰炸，把咱们的经济破坏得一塌糊涂，要搞经济恢复工作。我在劳动局的第一阶段是调解劳资纠纷，当时闸北区有很多小作坊，在经济困难时，作坊停工工人就要停伙，我们想办法克服，让工人有工作可以维持生活。接下来第二阶段，咱们建设十大厂，劳动力不够了，就把擦皮鞋的、修雨伞的零散劳动力组织起来进工厂。到了第三阶段，经济条件好了，劳动力也紧张了，我就到厂里调查，做好定员定额，不能浪费劳动力。”这三个阶段三项工作都是经济建设服务。回想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钱老的思维、记忆丝毫不乱，种种细节仿佛发生在昨天。

最后，钱老用2018年的一篇诗作，为青年朋友加油。

余光中曾说，诗兴不绝则青春不逝。钱广惠老先生年届九旬依然热血，笔耕不缀，他的青春也特别长。

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脱离后，钱广惠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84年，工商银行成立，他连续任职于闸北支行，普陀支行，徐汇支行，最后到了上海市分行宣传处任处长。他还深度参与到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先后任分行思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总行思研会特约研究员，写了很多政治论文，期间也加入了银行博物馆的筹备工作。

钱广惠大部分时候从事的其实是组织人事和思想政治工作。与青年在一起的日子，构成了他职业生涯的主色。他曾经组织青年突击大队参加崇明围垦，带领青年到新疆支边，也送过青年去井冈山插队落户。他在新疆塔河写下《颂上海青年》：“上海青年志气刚，塔河之滨建家乡。牛羊肥壮桑麻长，葡萄汁甜哈瓜香。” 青年人积极上进的蓬勃朝气感染了他，不服输，不服老，他多年来保持着这股旺盛的生命力。

48年的工作岁月丰富多彩，钱广惠老先生在退休日子里也拒绝单调。刚退休的时候，他一度很焦虑，然后这样安慰自己：日子过得快，岁月不等待，敞开我胸怀，生活会精彩。

不管几岁都要活得充实有理想，这是钱老先生一贯的信念，他的生命里似乎没有消沉丧志的一面。去年90周岁生日当天，钱老在家人陪同下登上上海最高楼——上海中心，慷慨激昂地写下一首七律：“腾空一跃一一八，东方明珠落脚下。俯视浦江船如梭，遥望琼楼接天涯。天上人间多景幻，魔都丽影映彩霞。九十初度身犹健，欣逢盛世好年华。”

一路走来，钱广惠培养了不少青年人才，得到了晚生后辈的敬重。不过，新一代青年工作者的理念不同，也让他十分感叹。投身建设的澎湃热情激励他做出了一番成就，当代青年很难想象。“过去有句老话，像我们这种干部是‘橡皮膏’，到处可以用，不存在专业对口问题，到了单位以后再学习积累。那时候我们工作干劲很强，开会都用业余时间，现在很多人不想这样。”

自幼家贫不妨碍他热爱文学，读书时期的钱广惠写下第一首日记诗，从此文思不断，作品已经不计其数。钱老将自己以往创作的部分诗集出版，题为《吟枫集》。源源不断的新作品还在他的脑海里奔腾翻涌。比如，去年抗疫期间，行里十分关心老同志的健康，要求他们每三天向组织报一次平安，钱老别出心裁，以小诗的形式汇报，一共写了将近40首。

离岗的钱广惠没有下海经商，也没有到企业做兼职，而是寄情诗书。他上了两年老年大学，选择了自己最爱的古典文学和书法课。写诗练字是钱老先生多年来的爱好，过去因为工作太忙而荒疏了，退休后正好可以多加练习。

每当说起老克勒，大家想到的通常是那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追求生活品质的老白领。但钱广惠是另一种老克勒。

写字也是他必不可少的功课，这几年光是签名联就送出了四五百份。所谓签名联，就是把人的姓名巧妙地嵌写入对联之中，表达作者的情谊意趣。这种联看起来简单，其实创作难度不小，要动脑筋，琢磨押韵、格律和字义，处处是钱老的才思。2011年，为了纪念建党90周年，钱老用小楷写了一篇《党庆颂》。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他有了一个新理想，要将《党庆颂》加以修改、充实，准备写三幅送给总行、分行党委和市委。他的书法和诗作曾在刊物上发表，也得到过不少奖项。诗书不仅是个人爱好，也是公益事业。钱老在街道成立的宝艺书画社做副社长，认识了各方面退休人员，其中包括不少书画名家，大家一起交流经验，正所谓“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钱老自己又加了一项“老有所交”。此外，逢年过节他会给烈士军属写对联。“总而言之，就是为街道为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做点贡献。”他激动地说。

钱广惠1950年参加工作，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不离岗，被行里继续聘用了8年，实际工龄长达48年，职业生涯轨迹曲折，走遍了各个岗位，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是国家创业史的见证者。

钱广惠1930年出生于安徽淮北的濉溪县，贫穷伴随着他的少年时代。16年那年，钱广惠和家人一起逃荒到上海。乱世的穷人四处漂流，生活很是艰苦，不过父亲仍然坚持让他读书。从老家到上海，钱广惠学业不停，这为他后来改变命运打下了基础。

钱广惠老先生的一天从早上七点开始，锻炼身体，按摩舒缓，大量地学习、写作、练字，整天下来特别忙，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一个老年人的能量。退休已经三十多年了，他说夕阳未必逊晨曦，解甲归里，又是一个天涯芳草地。

钱老有三儿一女，都在上海生活，他和老伴由女儿照顾。作为行里有名的诗人，钱老擅长用诗文记录自己的生活和感想。访问时，他热切地向我们展示他的作品，熟练地使用手机。女儿说，除了听力有些下降，父亲身体没有大碍，每天都元气满满，在他的天涯芳草地里乐而忘返。

他的职业生涯前半段在政府机关，历经街道、闸北区卫生局、劳动局、人事科、民政局、交通运输局、房地局、手工业局，转了8个单位后来到财政局，当了17年的公务员。

张人亚（静泉）秘藏的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部分革命书籍

1951 年 3 月 24 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关于张人亚的寻人启事

张人亚（静泉）秘藏的部分珍贵档案和文物

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合影   

中央档案馆珍藏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翻开扉页，一枚钤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字样的鲜红印章，格外惹人注目。这是目前已知保存至今唯一一份首部《党章》的原件，如此重要的党史文献上怎会盖有私人印记？这位“人亚同志”究竟是谁？“秘藏”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