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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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陈家林
发布时间: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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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作背景

  • 四世同堂
  • 《四世同堂》以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北平(按即北京,下同)为背景,以一个叫小羊圈胡同中的各家各户为描写对象,又以这一胡同中四世同堂的祁家为中心,以祁家长孙祁瑞宣的心路历程为主线,表现北平民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生活和抗争。小说生动的展示了小羊圈胡同的人民由痛苦屈辱,惶惑偷生,忍受饥荒,到奋起反抗的艰难历程,赞扬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与抗争精神,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鞭挞了侵略者的残忍和汉奸走狗的无耻行径,也对北平人和他们代表的北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
  • 同时,也表达了战后中日两国人民“超越复仇与仇恨,建立起真正的友谊”7的理想。这是老舍规模最大、写作时间最长的作品,也是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老舍曾表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8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几乎是用编年史的方式,逐一提到八年抗战中的重大事件。从“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开始,保定失守,淞沪会战和撤退,南京陷落,台儿庄大捷,武汉撤退,广州失守,汪精卫叛国,珍珠港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这一系列事件他都写到了。
  • 虽然只是作为大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和沦陷中的北平人民息息相关,都在他们心灵上激起过巨大的反响。而当时的抗战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领导下进行的,上述的时间几乎都与国民党的正面抗日战场有关,因此,《四世同堂》不能不多次提到蒋介石和重庆。 在老舍的笔下,在他描写的那些老北平人心中,蒋介石是抗战的领袖,重庆是抗战的中心。政府的作为,战局的发展,始终是敌蹄践踏下的北平人所关注的: 作品写到“八。一三”开始的淞沪会战的影响:“上海的炮声把就压在北平人的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当瑞全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时,这个普通妇女也兴奋地说,“好!蒋委员长作大元帅吧?”
  • 9 在日寇的统治下,瑞宣宁可冒着风险在夜晚走十几里路,去友人家听南京的广播。“南京的声音教他心中温暖,不管消息好坏,只要是中央电台播放的,都使他相信国家不但没有灭亡,而且是没有忘了他这个国民——国家的语声就在他的耳边!”,“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10 南京沦陷使瑞宣感到极度的痛苦,甚至失望。但不久,“他听到蒋委员长继续抗战的宣言。这宣言,教那最好战的日本人吃了一惊,教汉奸们的心中冷了一冷,也教瑞宣又挺起胸来。”“中央,他想,也必会派人来,抚慰民众和惩戒汉奸!”“他只觉得继续抗战是中国的唯一的希望。”他决心坚持抗争,“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国旗的时候!”
  • 11 第二年春天,台儿庄大捷更坚定了瑞宣的抗战信念。“台儿庄的胜利使他的坚定变成为一种信仰。”更不可动摇。因此,虽然“政府是迁到武汉去了。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心离政府更近了一些。”12 接着,在抗战一周年,瑞宣“他听到委员长的告全国军民的广播。 “他不再感到孤寂;他的心是与四万万同胞在同一律动上跳动着的。”13 不久,广州陷落,我军从武汉撤退。然而,“瑞宣对武汉的撤退并没有像在南京失守时那么难过。”他寄希望于重庆。“今天,重庆离他很近,而且有一种极亲密的关系。”
  • 14 汪精卫叛逆投敌,又使瑞宣发生疑惑。“他想不通一个革命领袖为什么可以摇身一变就变作卖国贼。假如革命本是假的,那么他就不能再信任革命,而把一切有地位与名望的人都看成变戏法的。”“直到中央下了通缉汪逆的命令,他才吐了一口气。……这道命令教他又看清了黑是黑,白是白;抗战的立在一边,投降的立在另一边。中央政府没有变戏法,中国的抗战绝对不是假的。”15 瑞宣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分析着国际和国内形势,欧战的消息、苏德宣言、苏日协定等等。他从敌人报纸上的消息判断“我们在长沙打了打胜仗!”而向往着“什么时候,北平人才能协助着国军,把自己的城池光复了呢?”
  • 16 …… 以上便是《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偷生》中提到的部分抗战大事对沦陷区北平人的影响,这些事都是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战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四世同堂》就是在这些大事的背景下展开的,没有这些事,也就没有《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写于抗战胜利之后,老舍访美期间。这时,老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有所认识,很少有对之作正面肯定歌颂的用语了。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抗战时期作为执政党领导抗战并对外代表中国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并作了如实地表现。 《饥荒》中除了继续表现北平人民在铁蹄下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和苦难,也表现了北平人民在苦难中崛起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这种抗争有自发的,以诗人钱默吟和明月和尚为代表;也有自觉的,以受到当局派遣回到北平的瑞全为代表。瑞全是祁家的老三,在北平沦陷后毅然走出亡城去参加抗战。他在大后方深入民众,做了大量工作,并受到磨练。但不久就因“当权者得不信任民众与怀疑知识青年们的自由思想”
  • 17,被迫回到城市,后来又被派往北平,组织北平民众的抗争,并在珍珠港事件后,“负责刺探华北的军事情形与消息”18。他将钱默吟、明月和尚、瑞宣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高第,小羊圈里不甘屈服的人们都动员和组织起来了,实际上成了他们的领导者。这些,也和前面瑞宣相信“中央会派人来”的描写相呼应。 《饥荒》加快了叙事的节奏(前两部写了抗战前两年,它写了抗战后6年),而且不像前两部那样有对于“蒋委员长”和“中央”的正面叙述和颂扬,但也写了欧战开始、珍珠港事件、美国空军轰炸了日本本土、意大利投降、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及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等等一系列大事对北平人的影响,尤其写到了日本的投降后的北平: “在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和别的许多城市里,人们让呀,唱呀,高兴得流着眼泪;北平可冷冷清清。
  • 北平的日本兵还没有解除武装,日本宪兵还在街上巡逻。 “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悲哀和痛苦,是不能像桌子上的灰尘那样,一擦就掉的。然而叫人痛快的是:日本人降下了膏药旗,换上了中国的国旗。尽管没有游行,没有鸣礼炮,没有欢呼,可是国旗给了人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