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创作背景

《四世同堂》以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北平（按即北京，下同）为背景,以一个叫小羊圈胡同中的各家各户为描写对象,又以这一胡同中四世同堂的祁家为中心,以祁家长孙祁瑞宣的心路历程为主线,表现北平民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生活和抗争。小说生动的展示了小羊圈胡同的人民由痛苦屈辱，惶惑偷生,忍受饥荒,到奋起反抗的艰难历程,赞扬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与抗争精神,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鞭挞了侵略者的残忍和汉奸走狗的无耻行径,也对北平人和他们代表的北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

同时，也表达了战后中日两国人民“超越复仇与仇恨，建立起真正的友谊”7的理想。这是老舍规模最大、写作时间最长的作品,也是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老舍曾表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8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几乎是用编年史的方式，逐一提到八年抗战中的重大事件。从“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开始，保定失守，淞沪会战和撤退，南京陷落，台儿庄大捷，武汉撤退，广州失守，汪精卫叛国，珍珠港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这一系列事件他都写到了。

虽然只是作为大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和沦陷中的北平人民息息相关，都在他们心灵上激起过巨大的反响。而当时的抗战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领导下进行的，上述的时间几乎都与国民党的正面抗日战场有关，因此，《四世同堂》不能不多次提到蒋介石和重庆。 在老舍的笔下，在他描写的那些老北平人心中，蒋介石是抗战的领袖，重庆是抗战的中心。政府的作为，战局的发展，始终是敌蹄践踏下的北平人所关注的： 作品写到“八。一三”开始的淞沪会战的影响：“上海的炮声把就压在北平人的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当瑞全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时，这个普通妇女也兴奋地说，“好！蒋委员长作大元帅吧？”

9 在日寇的统治下，瑞宣宁可冒着风险在夜晚走十几里路，去友人家听南京的广播。“南京的声音教他心中温暖，不管消息好坏，只要是中央电台播放的，都使他相信国家不但没有灭亡，而且是没有忘了他这个国民——国家的语声就在他的耳边！”，“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10 南京沦陷使瑞宣感到极度的痛苦，甚至失望。但不久，“他听到蒋委员长继续抗战的宣言。这宣言，教那最好战的日本人吃了一惊，教汉奸们的心中冷了一冷，也教瑞宣又挺起胸来。”“中央，他想，也必会派人来，抚慰民众和惩戒汉奸！”“他只觉得继续抗战是中国的唯一的希望。”他决心坚持抗争，“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国旗的时候！”

11 第二年春天，台儿庄大捷更坚定了瑞宣的抗战信念。“台儿庄的胜利使他的坚定变成为一种信仰。”更不可动摇。因此，虽然“政府是迁到武汉去了。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心离政府更近了一些。”12 接着，在抗战一周年，瑞宣“他听到委员长的告全国军民的广播。 “他不再感到孤寂；他的心是与四万万同胞在同一律动上跳动着的。”13 不久，广州陷落，我军从武汉撤退。然而，“瑞宣对武汉的撤退并没有像在南京失守时那么难过。”他寄希望于重庆。“今天，重庆离他很近，而且有一种极亲密的关系。”

14 汪精卫叛逆投敌，又使瑞宣发生疑惑。“他想不通一个革命领袖为什么可以摇身一变就变作卖国贼。假如革命本是假的，那么他就不能再信任革命，而把一切有地位与名望的人都看成变戏法的。”“直到中央下了通缉汪逆的命令，他才吐了一口气。……这道命令教他又看清了黑是黑，白是白；抗战的立在一边，投降的立在另一边。中央政府没有变戏法，中国的抗战绝对不是假的。”15 瑞宣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分析着国际和国内形势，欧战的消息、苏德宣言、苏日协定等等。他从敌人报纸上的消息判断“我们在长沙打了打胜仗！”而向往着“什么时候，北平人才能协助着国军，把自己的城池光复了呢？”

16 …… 以上便是《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偷生》中提到的部分抗战大事对沦陷区北平人的影响，这些事都是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战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四世同堂》就是在这些大事的背景下展开的，没有这些事，也就没有《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写于抗战胜利之后，老舍访美期间。这时，老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有所认识，很少有对之作正面肯定歌颂的用语了。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抗战时期作为执政党领导抗战并对外代表中国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并作了如实地表现。 《饥荒》中除了继续表现北平人民在铁蹄下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和苦难，也表现了北平人民在苦难中崛起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这种抗争有自发的，以诗人钱默吟和明月和尚为代表；也有自觉的，以受到当局派遣回到北平的瑞全为代表。瑞全是祁家的老三，在北平沦陷后毅然走出亡城去参加抗战。他在大后方深入民众，做了大量工作，并受到磨练。但不久就因“当权者得不信任民众与怀疑知识青年们的自由思想”

17，被迫回到城市，后来又被派往北平，组织北平民众的抗争，并在珍珠港事件后，“负责刺探华北的军事情形与消息”18。他将钱默吟、明月和尚、瑞宣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高第，小羊圈里不甘屈服的人们都动员和组织起来了，实际上成了他们的领导者。这些，也和前面瑞宣相信“中央会派人来”的描写相呼应。 《饥荒》加快了叙事的节奏（前两部写了抗战前两年，它写了抗战后6年），而且不像前两部那样有对于“蒋委员长”和“中央”的正面叙述和颂扬，但也写了欧战开始、珍珠港事件、美国空军轰炸了日本本土、意大利投降、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及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等等一系列大事对北平人的影响，尤其写到了日本的投降后的北平： “在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和别的许多城市里，人们让呀，唱呀，高兴得流着眼泪；北平可冷冷清清。

北平的日本兵还没有解除武装，日本宪兵还在街上巡逻。 “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悲哀和痛苦，是不能像桌子上的灰尘那样，一擦就掉的。然而叫人痛快的是：日本人降下了膏药旗，换上了中国的国旗。尽管没有游行，没有鸣礼炮，没有欢呼，可是国旗给了人民安慰。”